揭秘古代日本妓女奇特「賣春」方式

  日本,由本州、四國、九州和北海道等四個大島及一些小島組成的東亞群島國家。日本的名意為“日出之國”。

  古代日本一直不滿意身為一個小小島國的地位。公元607年,日本羽翼初豐,聖德太子致信隋煬帝楊廣說,“日出處天子致日沒處天子國書”,表達不甘屈就小國地位、要對等交往的強烈願望。隋煬帝覽之不悅,斥之無禮,並遣使問罪。

  日本原稱倭國,唐朝開元年間,史學家張守節在《史記正義》中記載:“武後曰日本”。武後乃一代女皇武則天也,“日本”一詞方正式出現。

  中國漆器經絲綢之路傳入西方,英文稱之為“JAPAN”,後來傳入日本大放光彩,因此,日本英文名也稱“JAPAN”,即中國漆器。

  日本是一個色情業非常發達的國家,當然,並不只是今天的日本才有這樣發達的色情業。在古代的日本,色情業不僅有悠久的歷史傳統,而且已經有了相當的規模。據有關史料記載,古代日本院一般情況下被分為了三個級別。

  其中第一級叫做“大店”,是所有院中最高等級的一類;第二級叫做“中店”,相對“大店”雖然不及其奢華,但各方面的硬件設施在當時也算得有一定檔次;而到了第個三級的“小店”,從女人的服飾到場所的環境,以及服務特色,幾乎各個方面都與前面兩者有了質的差距。

  在日本,能夠在這種被稱為“大店”中坐等嫖客的妓女並非滿地皆是,她們是出類拔萃的那種論姿色、才藝均佳的女子。

  客人想要相約大店妓女多數還要靠錢說話,如果沒有足夠的資本,或許連見上一面都會很難。“中店”內的妓女一般都是衣著華麗的。

  雖然沒有大店中的高貴,可以生意成交之間由客人“物色”,但是“中店”的妓女其價錢也不會很低。

  此外,“中店”妓女還有一個值得驕傲的地方就是可以得到一個寬敞高檔的房間為客人服務。這樣的條件也讓她們至少享受到了衣食無憂甚至是可以追求品質的待遇。

  “小店”妓女是級別最低的女。在這種被稱為“小店”的院中,妓女只能夠隔著這種類似於籠子的房間任由嫖客挑選,環境不堪的種種表象也充分反映了當時日本婦女低下的社會地位。

  據有關史料記載,在日本的歷史上,“賣春”制度最初確立於公元8世紀的奈良時代。當時皇宮中特設“采女部”,從各地募集美女。

  “采女”名為司內職,實則是一種官妓,如有外國使節來朝,則叫她們侍寢。此外,還有一種“巫女”。

  “巫女”本來是演“神樂”、司祭事的女子,後來變成了妓女,因為日本古代的神社多設於交通和兵營的中心地帶,“巫女”住在神社周圍,和眾多的過客、士兵、遊民交往,就由“神妻”墮為“巫娼”了。

  到了平安時代,出現一種叫“白拍子”的賣笑婦。“白拍子”原來是以歌舞為主、賣春為輔的妓女,和日本現代的藝妓頗為相似。

  和“白拍子”同時出現的是“傀儡子”,她們流浪各地,一面舞木偶、玩把戲,一面賣春,主要以平民百姓為賣春對象。

  除了此以外,還有“桂女”、“湯女”、“長者”和停船場的“游女”等不同形式的妓女。“桂女”主要為軍人服務,也叫做軍妓。“湯女”則主要在溫泉場活動。

  “長者”是在驛路範圍內以來往過客為對象的妓女,如同路邊拉客女一般。室町幕府時代是戰亂頻仍的亂世時期。上層階級耽於驕奢淫靡,而人民陷於異常的貧困。

  因此,一方面促使了公娼的繁榮,另一方面促使了私娼的產生。私娼當時稱為“夜發”,都是下等妓女,夜間出沒街市,四處拉客,一時像雨後春筍般地湧出,大有壓倒公娼之勢。

  以前的“湯女”也從溫泉轉入民間的浴室,投入私娼的隊伍,被稱為“搔垢女”。在町人階級的支持之下,日本的江戶時代出現了大規模的“游廓”,“游廓”是妓院集中的地方。

  具有代表性的,是江戶的吉原“游廓”,當時的町人文化就是以“游廓”為中心而發展的。

  德川幕府一面集中妓院,加強控制,一面極力地取締私娼,但是私娼不但不見減少,反而日益增加,尤其是“湯女”盛極一時。

  據《守貞漫稿》所載,江戶時代,在日本的每個浴室都有“湯女”二三十人,她們陪酒、陪歌、陪浴,可以說是地地道道的“三陪女”。公元1867年,二百多年的江戶幕府時代結束,迎來明治維新年代。

  日本一方面向外擴張,一方面發展經濟,這也推動了“賣春業”的畸形繁榮。尤其在日本東京,賣春表現出它獨特的季節性:“春夏盛時,一月或有五六十席”,“妓於秋風一起,輒鎖戶晦跡以去”,“柳橋之妓春夏則百餘,秋冬減其半”。春夏繁盛,秋冬衰落,形成了古代日本最奇異的賣春特色。

  在古代日本,除此以外,更讓人不可思議的賣春特色要算妓女和嫖客之間必不可少的合同交易以及有關賬單的支付方式了,這在其他國家是很少見的。

  美國著名文化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專門研究了日本契約賣春的形式。她在自己的主要著作《菊與刀》中說:如果有一位妓女被一個男人看中了,這時該男人成為獨佔她的主顧,並與妓院訂立契約後把她變為情婦。

  這樣的女人受到契約條款的保護。但是,一個男人可以不訂契約就把一個女僕或女店員變為他的情婦,這些“自願情婦”必然缺乏保護。本來,“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徵。

  但魯思·本尼迪克特在以此命名本書時,似乎並未從這種含義出發,而是以“菊”和“刀”來象徵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也就是指日本文化的雙重性。

  譬如,愛美而又黷武,尚禮而又好鬥,喜新而又頑固,服從而又不馴等。魯思·本尼迪克特是一位20世紀初少數的女性學者,她以女性的獨特視覺觀察日本賣春行為,把日本文化的特徵概括為“恥感文化”,認為它與西方的“罪感文化”不同,其強制力在於外部社會而不在於人的內心。

  對於這些觀點,有些日本社會學者評價很高,認為表現了“深刻的洞察力”。在日本傳統的倫理觀念中,女人地位低下,被“喜新厭舊”的男人“始亂終棄”的比比皆是,難以計數。

  因此這類契約既是男人獨佔女人的依據,也是女人自我保護的一種手段。在日本不論是男人還是女人,大都不喜歡口頭的“君子協定”,即便是海誓山盟,倘若沒有文字清清楚楚地寫著的“紙上契約”,以後難以應付賴賬的了。

  這在日本文化中是不以為“恥”的。因此,如果有了“紙上契約”,無論哪一方都不敢賴賬了。日本人是最怕“羞恥”的,更害怕被眾人孤立的,萬一由於賴賬打起官司來,鬧不好就是一個剖腹自殺來洗刷“恥辱”。

  這也許就是魯思·本尼迪克特將日本文化特徵所概括的“恥感文化”吧!有人說,在現代的日本十分注重禮儀,但是,人們更看到的是日本許多虛偽的禮儀。

  可以說,不論是現在日本,還是古代日本,人們都能瞭解到這樣的現象,大多數日本人既重視情慾的肉體表達,又講究端莊體面的禮儀,甚至嫖客和妓女摟在一起纏綿之時也沒有真正忘掉日本式的特色禮儀。

  平安時代皇室宮廷的風度,江戶時代浮蕩世界的高雅,甚至明治維新時期茶館中的瀟灑,還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影響到現代。

  在古代和現代的日本,許多事都有一定的規矩,嫖客對妓女、妓女對嫖客也有許多規矩,違反了這些規矩不僅會被人看不起,而且自己也感到恥辱。

  據說,在日本看賣春女脫衣舞的男人們決不亂動手動腳,在男人付完錢一個挨一個地離去時,賣春女們必須赤裸地地站在門口,柔聲細氣地邀請每個客人捏一下她們的乳房。

  當男人們捏過她們的乳房後,所有的賣春女都要對客人深深鞠躬,並齊聲地說:“感謝您的光顧,希望有幸和您再會。”

  當然,所有的客人也都只捏一下一個賣春女的乳房,然後有禮貌地離去。這也許是日本的又一種奇異的賣春特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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