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恥辱事件:日本成功 中國失敗了

  說起中日兩國的近代史,可以說是從難兄難弟到生死冤家的演變。清朝在1840年被西方敲開了大門,而日本也在50、60年年代被迫開放了自己的國門。當時短短30年之後,日本就以一個西方文明國家的姿態向清朝開戰。日本在進行明治維新的同時,中國也進行了洋務運動,那麼為什麼日本可以成功,而中國卻是慘敗呢?

  一、《海國圖志》在林則徐和魏源的努力下得以完成

  1839年,鴉片貿易在中國日益猖獗,每年有4萬多箱鴉片流入中國。而中國因此流失的白銀在1000萬兩以上,這相當於清朝財政總收入的六分之一。

1839年,鴉片貿易在中國日益猖獗

  北京的道光皇帝深形勢嚴重,在經過深思熟路以後,他派遣湖廣總督林則徐前往廣東地區禁煙。

  林則徐的辦事效率還是值得肯定的,他到了廣東以後迅速行動,將收繳來的大批鴉片全部銷毀。

林則徐虎門銷煙

  在世紀上已經赫赫有名的大英帝國看到了機會,它決定以此為借口向清朝開戰。

  清軍在英軍的打擊下一敗再敗,從江蘇敗到廣東,而道光皇帝卻認為是林則徐激怒了英國,才惹來的這場麻煩。後道光皇帝下詔,將林則徐革職查辦、發配新疆。

  1841年夏天,已經在發配途中的林則徐特意請求繞道江蘇,他要去見好友魏源。當時魏源的身份是兩江總督府的幕僚,但是並不得志。

  林則徐的到來是有事相求,林則徐將自己收集的一些外國資料交給了魏源,希望魏源能夠總結完成對西方政治;地理、經濟的講解。

  在此之前林則徐是堂堂的欽差大臣,而魏源只是一個沒有功名的文人,但林則徐待人坦誠的性格使魏源深受感動。

林則徐

  魏源接受了林則徐的重托,辭去了幕僚的工作開始專心編寫這套書籍。

  耗費了整整11年的心血,終於在1852年變成了此書,並命名為《海國圖志》。

魏源

  在書中魏源充分解釋了“以夷制夷”和“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必要性,後來的清朝重臣李鴻章就是玩“以夷制夷”的高手。

  二、《海國圖志》在中國和日本的待遇截然不同

  《海國圖志》詳細介紹了西方的政治、軍事、經濟、制度、人文等重要信息,但是在中國卻無人問津。

  當時中國內部的讀書人有300多萬,但是在當時能夠理解該書苦心的人不超過300個。該書出版以後,各級官員的罵聲紛至沓來,有的官員甚至建議將該書列為禁書。這又成了一場文字獄。

《海國圖志》出版以後,各級官員的罵聲紛至沓來

  後該書在中國只印刷了1000本左右,而且有很多都被當時的文人丟棄。

  1840年的鴉片戰爭並沒有打醒中國,清朝上至皇帝下至普通百姓都認為這次是大清意外的失敗。中國各方面的沒有絲毫的進展,就這樣渾渾噩噩又睡了20年。

1840年的鴉片戰爭並沒有打醒中國

  直到1860年,英法聯軍攻入北京城,清朝內部才開始思考原因。在當時那個工業大發展的時代,浪費了20年時間無疑等於找死!

  在日本社會中,《海國圖志》受到了幾乎“天書”般的待遇。1854年,美國海軍打開了日本的國門,日本遭受凌強欺辱的時代也開始了,此時的中國和日本是標準的難兄難弟。

  當時三本《海國圖志》的出現挽救了日本,在清朝駛入日本的貨船上,日本人發現了三本《海國圖志》。

  此後這本書在日本幾乎達到了瘋狂的程度,日本開始出高價在中國搜集該書運回日本,然後再自己印刷。

《海國圖志》在日本受到了幾乎“天書”般的待遇

  如果說到具體的瘋狂程度,這本書在日本絕對是第一。在日本先後出現了15個版本的《海國圖志》,但還是供不應求。

  《海國圖志》在日本出版的兩年裡,價格上漲了4倍。後此書成為日本政界、商界、文化界的必備書籍,日本的明治天皇對這本書的評價是不亞於英國大憲章。

日本明治天皇

  只可惜這本書在清朝幾乎成了絕本,而在日本遍地都是。

  從一個國家的求知度上可以看出這個國家的未來,而清朝很顯然在這方面已經輸了。

  洋務運動為何成不了明治維新?

  發生在一百五十年前的明治維新,一直都被拿來和東方鄰居同時期的洋務運動做比較。在感歎洋務運動的終失敗和明治維新的巨大成功時,我們要弄清楚的是哪些因素規定了它們的發展?而洋務運動為何就成不了明治維新?

  1、維新基礎已有別:清朝不具備日本的有利條件

  雖然是同時期的改革,但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在開始時所具有的基礎就大為不同。雙方在起跑線上就拉開了差距。

洋務運動

  日本有地方分權自治 中國高度中央集權

  日本是在中央集權下,相對的地方上存在一定的分權。其地方分權較多的特點與同為中央集權體制的中國存在著很大的不同,即與中國長期以來絕對的中央集權相比,日本具有西方國家分權制度的某些特點。

日本是在中央集權下,相對的地方上存在一定的分權

  故唐德剛先生在《晚清七十年》中寫道:“說者以日本明治維新前之社會結構,實與西歐封建末期之社會結構,極為相似;而此一相同之結構則為歐洲‘產業革命’之溫床也。日本既有此溫床,蓄勢待發,因此一經與西歐接觸,符節相合,一個東方產業革命乃應運而生矣。此一‘歐羅巴社會結構’說,頗能道其契機。”

  日本雖閉關鎖國 但留有渠道瞭解世界

  16世紀起,西方的自然科學和技術,主要是荷蘭人傳到日本。因主要是通過荷蘭語進行研究的。日本人就把這種學問稱為“蘭學”。

  從1633到1639年,幕府連續五次發佈“鎖國令”,限制日本與外國的一切往來,只剩下長崎這一個地方與中國及荷蘭維持著微弱的聯繫。但是蘭學的傳播,已經使日本人開始意識到漢學的不足之處,也開始認識到西方科學文化的先進之處到了1720年,第八代將軍德川吉宗終於解除了“不准許輸入荷蘭書籍”的禁令。於是在日本的知識階層中,又重新出現了“蘭學熱”。

  蘭學主要在醫學、天文學、物理學等領域中發展起來,日本人通過荷蘭語,也瞭解到了西方近代的地理、博物、化學等自然科學知識。同時,維新前的日本本身教育發達。江戶末期在男子中有40%-50%的人識字,在婦女中有15%的人識字。識字率在當時世界上處於第一位。

日本雖閉關鎖國 但留有渠道瞭解世界

  中國閉關鎖國是對外一無所知並且毫無興趣

  在鴉片戰爭被英國用大炮打破國門之前,清朝人對國門外的世界接近一無所知。就連號稱第一個“開眼看世界”的中國人林則徐,實際上也對外知之甚少。直到戰爭開戰前,他還認為英國兵到了陸上就會“一僕不能復起”。而他更是堅信英國必須購買中國的茶葉和大黃。

中國閉關鎖國是對外一無所知並且毫無興趣

  “外夷若不得此,即無以為命”,統統便秘而死。對於世界的一無所知可見一斑。林則徐尚且如此,當時普通清朝臣民可想而知。就算被英國的大炮打開了國門,清朝臣民對於世界也毫無興趣。

  鴉片戰爭結束後22年的1862年,日本幕府派出商船“千歲丸”,前往上海進行貿易,年僅23歲的高杉晉作(不久後創建了著名的“奇兵隊”)隨船前往以開眼界。在上海,他發現,日本幾乎家喻戶曉的暢銷書、魏源的《海國圖志》,居然杳無蹤跡,甚至乏人知曉,這令他深感震撼。從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出清日兩國對於瞭解和接受世界的態度實有天淵之別。

  2、明治維新一帆風順和洋務運動舉步維艱的原因

  明治維新是實力強大的多數人推動的革命,自然過程相對順利;而洋務運動只是少數遠見之士的奮力掙扎,無法撼動頑固的大多數。

  推翻幕府是上下聯手多數人革少數人的命

  日本的變法主體較為龐大,手腕比較高明。日本明治維新時,幕府的勢力十分脆弱,陷入極端孤立的境地。

德川幕府末代將軍

  維新勢力以中下級武士為核心(德川幕府時期,日本武士及其家屬約占總人口的6℅-10℅,在武士實力雄厚的薩摩藩,甚至占該藩人口的25℅),抬出天皇為旗幟,與反幕府的強藩相結合,既有基地又有軍隊,廣大農民和市民也積參加和支持反幕武裝。

維新勢力以中下級武士為核心

  它聯合了資產階級、封建藩主、農民等階級,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力量去迅猛的速度推翻幕府的統治,把大權收歸天皇,進行改革。

  證明明治維新群眾基礎堅實對是在確定日本的政治體制時的一次論戰,有六十四次上書請願,而其中大多數是下層的武士和平民百姓!因此,組成了強大的維新陣營,一舉推了幕府舊政權。

  明治維新得以成功因維新主體是實力強大的武士商人聯盟

  日本明治維新的改革主體是日本的中下級武士。

  為謀生路,許多武士從事副業生產或經營商業,其中一部分直接與資產階級結成“特殊聯盟”進行具有資產階級性質的經濟活動。

為謀生路,許多武士從事副業生產或經營商業

  因此日本中下級武士實際上充當了日本資產階級的代理人。

  這個聯盟的武士精英們對導致日本落後的舊體制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理智的批判,並利用已有的地位和權力,全力推動這種變革。

日本武士

  明治維新主要領導人大多數參與了之前的幕政和藩政改革,積累了豐富的政治經驗。在這些“官員型”精英的領導下,整個維新過程沿著“控制中心———奪取政權———改變政體———發展經濟———全面改化”的路徑循序漸進,每一階段完成一個主要任務,腳踏實地又堅定執著,充分表現了維新領導人物的政治謀略和行政才幹。

  假設沒有這樣一個具有遠大目光、傑出才幹以及崇高威望的精英領導集團,明治維新以及日本近代化的結果都是難以想像的。

  洋務運動是清朝少數有遠見的官員喚不醒多數人的苦澀嘗試

  洋務運動是少數先進的“洋務派”發起的自救運動。

  在閉關鎖國了千年的中國,還有更多的未開明的士大夫、官僚主義強烈的反對這種“崇洋媚外”的做法。

  洋務派和頑固派曾圍繞要不要興辦“洋務”,發生過激烈的論爭。

洋務派和頑固派曾圍繞要不要興辦“洋務”,發生過激烈的論爭

  頑固派“痛詆”洋務派提倡西學是“捐棄禮義廉恥的大本大原”使用“用夷變夏”的“洪水猛獸”。使得洋務派“三十年來日在謠瘃之中”。在奕訢設立天文算學館時就遭到了頑固派強烈的反對。

  大學士倭仁上書:“夷人稱兵犯順,震驚宗社,焚燬圓明園,殘骸眾臣民。是大清兩百多年來未有的奇恥大辱。朝廷飲恨議和,當不忘雪恥復仇,豈能師事夷人。”

大學士倭仁

  不甘大權旁落和繼續沉淪落後的中央政府和大部分依舊沉睡在“天朝上國夢”的士人形成了強大的政治合力,使洋務運動對原有社會的任何改動都阻力強大。

  3、底層社會近代化效果:明治政府能比清政府從底層拿更多

  毫無疑問,在利用國家力量發展西洋實業的時候,明治政府和清政府都遇到了錢從哪來的問題。

  兩者的解決路徑也是如出一轍——壓搾農民。但為什麼明治政府就能從農民那搾出更多的錢來?

明治政府

  明治政府為維新加稅引發大量農民起義

  1873 年,政府正式發佈“地稅改革條例”,其內容主要為:“(1)把課稅的基準從原來按不穩定的收貨量改為按一定的地價;(2)將實物繳納改為貨幣繳納,稅率定為地價的 3%;(3)規定土地所有者為納稅人。”但是政府在徵收地稅的標準上確定了總體上不低於舊年貢的政策,因此在核定地價時“極力提高”,給地方民眾帶來了沉重負擔,民眾的鬥爭此起彼伏。

當時的日本民眾

  據資料統計,明治元年到明治十年,即 1868 年到 1877 年的農民騷擾,竟達 500 件之多。其中反對地稅改革的代表性一揆有真壁暴動、伊勢暴動,而山重縣的農民一揆是對政府衝擊大的一次。

  頻繁發生的農民一揆反映了民眾反對國家的重稅和重課,具有反抗明治初期國家對民眾掠奪的性質。

  清政府為洋務新政橫徵暴斂也導致廣大農村民生凋敝

  在混亂的財政和財政管理之下,康熙皇帝當年定下的“永不加賦”的莊嚴承諾,雖然是清政權的立國之基,卻也成了過期作廢的舊船票,無法登上“上下交征利”的新客船。

  當然,康熙的承諾既然如此莊嚴後世領導就必須在表面上予以維持:“賦”是不會加的,增加的只是“附加費”。根基於田賦之上的“附加費”,遍及全國,名目繁多,令農民們不堪負擔。各地雖然變相加征田賦,卻都刻意迴避“田賦”二字,以便維持康熙皇帝的莊嚴承諾。

清康熙皇帝

  一時, “畝捐”、“抵征”、“漕糧加價”、“規復錢糧”等新名詞層出不窮。而且,越是魚米之鄉,負擔越重。田賦之外,各級政府還在民眾日常必需的食鹽上大做文章,“鹽都吃不起了”,成為民生艱難的生動寫照,由此推動了整體物價的飆升。

  明治政府推進社會底層近代化 使日本民間比清朝百姓能承擔更重稅負

明治政府推進社會底層近代化

  1878 年至1880年,明治政府實現了日本近代地方制度上的三新法體制。明治政府通過對原來無秩序的府縣財政的組織化和制度化,即徵收權的強化、稅源的確保和費目的法定,實現了地方財政制度的初步近代化。初步在底層社會實施有限自治,推動了日本地方制度向近代化發展的同時,也加強了國家的官僚統治。日本民間因此比清朝底層能承受更重的稅負去從事變法維新的公共事業。

  正如學者指出“薄賦輕徭是專制主義的一個特徵,因為一個不是民選的政府不敢收太高的稅,否則人民會造反的。而一個共和政府反而可能徵得很高的稅。所以當時英國和法國發展的一個重要區別就是,英國政府平均稅率比法國要高得多。但英國的稅法很公平。在法國有很多人是可以不繳稅的,比如貴族等。正因為稅法不公平,所以法國的平均稅率比英國低很多,它沒有能力搞大規模的公共事業。”

  4、日本近代化政府高效集權 清朝守舊制 走向離心分裂

  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走向了兩個方向。明治維新隨著近代化國家建設的推進,一個高效集權的中央政府建立了起來。

  而為了維護舊格局產生的洋務運動,卻導致了地方實力派坐大,埋下後來中國軍閥割據局面的禍根。

  明治維新造近代國民國家 政權集權高效

明治維新造近代國民國家 政權集權高效

  當時新日本統一的唯一道路,即廢除立於封建制度上的藩及藩知事,改為朝廷直轄的郡縣制度。維新政權分階段解除了原藩國領主佔有土地和統治領民的權力。隨後又通過逐步改組政府,將大量舊貴族從中央政權中排擠出去。

  從“王政復古”、“戊辰戰爭”、“奉還版籍”到“廢藩置縣”,維新派以武力作保證,運用巧妙的政治手腕,僅僅用了三年半的時間,就使政權性質有了實質性改變,將國家權力收歸中央。

明治維新將日本從一個封建國家改變為一個現代意義的民族國家

  明治維新將日本從一個封建國家改變為一個現代意義的民族國家,它既保留天皇,卻又開議會,行憲法。建立起新的法理型政治權威。在四民平等中建立起近代化國民國家。

  在此基礎上,明治十八年的官制大改革,日本現代官僚體制逐漸形成。擁有近代國家機器集權而高效的特點。

  清朝維護傳統體制 地方借洋務做大國家分裂

  隨著鎮壓太平天國,中央的軍權與財權都逐步地下放到地方。在洋務運動中,由軍事發家的地方大員憑借雄厚的軍事力量為資本--這些軍事力量用以支撐清廷的統治--從中央不斷分得財權,壯大自身的力量。

  以李鴻章為首的地方實力派掌握了絕大部分的洋務企業,增強了與中央進行對話的資本。但地方實力派的狹隘和自私並沒有隨著地位的不斷升高而弱化,他們“主要關心的是使他的區域力量基礎比任何潛在敵手都要勝過一籌,保持足夠強大的力量以與虛弱的中央政府分庭抗禮,同時又為充當這個政府尊貴的大臣而竊喜。”,這就造成了地方的獨立自保,除非涉及到自己的切身利益,否則他們是可以完全不聞不問的。

洋務運動

  地方獨立自保的狀態使中國被明顯地分割為以某個地方大員為首的勢力範圍,擁有單獨財政收入和由自己掌控的軍事力量,幾乎可以不用理會中央政府,特別是政府的號令侵蝕了地方利益的時候。

  雖然當時李鴻章、張之洞等地方大員掌握著實權,但由於他們篤信綱常名教,所以對清朝並沒有十分跋扈的表示。但後來,隨著中央政府勢力的絕對弱化及帝制時代忠君思想的喪失,地方漸飛揚跋扈,不受中央節制,終發展成為軍閥割據的局面。

李鴻章、張之洞

  結語:一個時代的革命,種種破壞和建設的完成,一定不能超出那一個民族的社會生活之外。從這個角度上說,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各自的命運早在發起前就已注定。而一場成功的近代化改革,背後必然是整個社會的近代化。因為靠一個中世紀的底層社會,想撐起近代化甚至現代化的上層,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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