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掌握最高權力為何至死不敢稱帝?

  奸雄之智曹操不要皇帝名號的玄機

  曹操是我國歷史上頗受爭議的一個人物,他出身卑微卻志向遠大,憑藉著過人的權謀和智慧,在東漢末年的董卓之亂中脫穎而出。董卓後,曹操接受荀彧、程昱所議,於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迎接漢獻帝至許昌,開始了“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歷史,把15歲的小皇帝變成自己手中的傀儡,使自己的發號施令變得名正言順。依靠天子這張王牌,曹操在政治上佔據了絕對的優勢,從此他挫袁紹、平呂布,逐步統一了黃河流域,官拜丞相,封魏王,成就了一番霸業,奠定了三國鼎立的局面。

  對於曹操的評價歷來眾說紛紜,一部《三國演義》將其描繪成了大奸大惡的代表,而且影響深遠。相比之下,與他同時代的許邵用“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 來形容更顯客觀。曹操的一生可謂是戎馬倥傯、刀光劍影,歷經無數次的征戰殺伐,終達到了權力的頂峰。然而,有一個問題始終困擾著世人:此時的曹操,可以說離皇位只有一步之遙,他可以輕鬆地廢掉小皇帝並取而代之,可是為什麼在25年的時間裡,也就是從公元196年“挾天子”直到公元220年去世,曹操始終沒有跨越這一步呢?推究起來,大致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曹操不想背上亂臣賊子的罵名。東漢末年,漢室衰微,天下大亂,但朝綱倫常依然在形式上存在著,儒家文化的忠、孝、仁、義等理念依然是當時的價值標準,何進、董卓等把持朝政後都不敢貿然稱帝。曹操雖然具有不同於其他軍閥的雄才大略,但依然擺脫不了儒家文化的影響,在他爭奪權力、對外征戰的過程中一直以朝廷的名義進行,以天子的名義興師問罪,使自己站在正義的一面,取得道義上的支持。曹操平定董卓、呂布叛亂打的正是朝廷這張王牌,如果曹操廢掉漢獻帝,登上皇帝寶座,那他跟董卓、呂布還有什麼區別呢?董卓、呂布可是當時天下公認的殘暴之人,是人人欲得而誅之的對象,曹操的智慧謀略都遠在這二人之上,當然不願成為千夫所指的罪人。

  雖然曹操竭力宣稱自己是奉天子詔,但天子權力被架空,卻也是路人皆知之事。孫權、劉備早已唾罵他“名為漢相,實為漢賊”,但曹操並不懼怕這種責罵,因為當時天下分裂,群雄並起,相互之間的責罵和攻訐本屬正常,曹操同樣以亂臣逆賊的名義指責他們,他所懼怕的乃是留下歷史的罵名,那可是有口難辯、影響深遠的。因此曹操一直保持宰相的身份而不敢隨便僭越稱帝。據《魏氏春秋》記載,夏侯敦曾對曹操說:“天下咸知漢祚已盡,異代方起。自古已來,能除民害為百姓所歸者,即民主也。今殿下即戎三十餘年,功德著於黎庶,為天下所依歸,應天順民,復何疑哉!”王曰:“‘施於有政,是亦為政’。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由此可見,曹操為自己所設的標準是非常高的,他是想做周文王那樣的聖人,成為千古傳誦的對象。在歷史的長河中,這種亙古流傳的聖人稱號比一個身背罵名的皇帝的稱號美好得多了!

  曹操在《述志令》中進一步明示:“齊桓、晉文所以垂稱至今日者,以其兵勢廣大,猶能奉事周室也。”意思是說齊桓公和晉文公作為“春秋五霸”的霸主,稱霸之後還名垂千秋,就是因為他們仍然以周王朝為尊。言外之意,如果兩者之一取代了周王朝,就不會是這個結果了,而曹操也正是想藉機澄清,儘管他勢力非常大,但他決無二心,他並不是想篡漢的“奸雄”,而是一心輔佐幼主的“能臣”。這所有的一切都說明曹操深受儒家正統文化影響,不想背上千古罪人的歷史罵名,而是想做一個流傳千古的聖人。

  第二,從當時形勢來看,曹操生前還不具備稱帝的條件。雖然當時曹操已經取得漢王室的絕對控制權,但他的勢力還是局限於中國北方,孫權和劉備還在東南、西南虎視眈眈,國家還未統一,天下並不太平。如果曹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貿然稱帝,勢必成為眾矢之的,讓劉備、孫權抓住把柄,帶領天下英雄討伐他,這樣,他“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政治優勢便不復存在,就會陷於政治和道德上的被動,甚至引起新一輪軍閥混戰。雖說曹操此時兵精將廣,但以亂臣賊子的身份與天下豪傑對抗,卻也沒有必勝的把握,反而有可能使自己的大好形勢得而復失,這顯然是對曹操不利的,所以他對稱帝一事非常謹慎。

  但是,曹操的許多部下都曾勸說過他稱帝,孫權也曾勸曹操廢漢建魏,但曹操的態度卻是截然相反的。據《三國誌》記載,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孫權上書給曹操,表示願意俯首稱臣尊奉曹操為帝,曹操當即識破了孫權的伎倆,笑說:“是兒欲使吾居爐火上耶!”也就是說,一旦自己稱帝,勢必陷入水深火熱之中,曹操的識見實非一般。曹操清楚:只要緊緊靠著漢獻帝這棵大樹,誰也奈何不了他,誰也動不了他,否則便是自取滅亡。曹操被封為魏公、魏王之後,內部的反對派和外部的敵對派凡有所行動者,都得不到好下場,就證實了這一點。

  第三,曹操堅持實用主義,並不看重虛名。曹操是一個志向遠大、雄心勃勃的人,年輕時即打算建功立業有所作為,然而生逢亂世、朝政廢弛,才華得不到發揮,因而走上了軍閥爭戰的道路。他的目標很明確,就是要統一天下,安邦定國,其他的都是手段,只要有利於他實現這個目的,什麼方法都可以用。選擇“挾天子以令諸侯”是他非常高明的手段,這一選擇讓他在軍閥混戰中處於極大的優勢。他的這種實用主義還表現在用人上,他的用人原則是不問出身,唯才是舉,荀攸等人正是因此而被招到他的麾下,幫助他奠定了霸王功業。

  這種講究實際、不務虛表的作風在是否稱帝的問題上得到了極致的體現。曹操平定北方之後一步步剝奪了漢獻帝的權力,直到完全成為他的傀儡,成為他發號施令的道具。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以荀彧之死為代價受封魏公及九錫,並把全國合併為九州,大的冀州歸他管轄,魏郡也是最大的郡。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曹操逼迫獻帝詔令他設置只有天子才可使用的旌旗,頭戴懸垂有十二根玉串的禮帽,乘坐專門的金銀車,套六馬。至此,曹操既把持了朝廷的一切大權,也具備了身為天子才能有的裝束禮儀,此時,陳群、桓階、夏侯敦等人都勸曹操稱帝,然而曹操不為所動,堅持不做皇帝。

  其實此時的曹操稱不稱帝只是一個名號的問題,天子的詔令由他口授,官員的任命由他授意,朝廷的政策由他決定,他是以丞相的名義做皇帝的事,曹操已經成為事實上的皇帝,何必去計較“皇帝”這個稱號呢?漢獻帝劉協倒有“皇帝”的名號,可又有什麼用呢?曹操在《述志令》中說:“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意思是自己做到宰相已經非常尊貴,已經非常滿足了。成為事實上的皇帝,曹操當然滿足了,已經享受到了皇帝的各種待遇,也就沒有必要去公然登基稱帝了,那樣反而會讓劉備、孫權抓住把柄,陷於被動,實在是沒有必要!如果一定要這個皇帝的名號,那就讓自己的兒子去做吧,所以曹操說:“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後來的歷史也證明,曹操的確是為自己的兒子稱帝做好了準備。

  總之,曹操在要不要稱帝這件事上處理得非常聰明,他以丞相的名義做了應該由皇帝做的事,在形式上維持了儒家的倫理綱常,在實際上實現了自己的野心和慾望,既讓劉備、孫權抓不住把柄,又為自己的兒子日後稱帝準備了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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